电影《春宫真情人》开场白 画幕缓缓拉开，是水磨的调子，悠长地拖过午后的光影。 她叫顾曼秋，三十三岁的画廊策展人，离过一次婚，养着一只叫“无赖”的橘猫。她住在上海法租界一栋老洋房的顶层——不是奢华的那种，是楼梯会唱歌的那种。木地板走路要小心，踩重了，楼下老太太会拿长竹竿戳天花板，笃笃笃，像敲在心上。 可顾曼秋偏偏喜欢穿高跟鞋。 她说过一句话，在电影里变成了一句台词：“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是我和这栋房子唯一的做爱方式。” 这句话，后来被一个男人听到了。男人叫陈子墨，二十五岁，刚从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，穷得可以，但有一双能画出春宫图的手——那是真正的春宫，不是情色，不是艳俗，是他能透过女人的锁骨，画出她们呼吸时的湿润声。他在画一张叫《春宫真情人》的绢本，画了三年了，还没画完。 没有人知道那张画在画什么。有人说是唐代的仕女，有人说是明代的秘戏，有人说是他自己的母亲。 直到有一天，顾曼秋出现在他面前。 他们在弄堂口相遇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撞到的。顾曼秋抱着一只从长乐路买来的青花碎瓷瓶，陈子墨扛着一块画框，两两相撞，瓷瓶碎了，顾曼秋的膝盖破了皮，血珠一粒粒渗出来，像石榴籽。陈子墨蹲下去，看她的膝盖，不是看伤口，是看血的颜色。他说：“你的血是明朝的。”然后他问了一句更奇怪的话：“我能画你吗？不是画你这个人，是画你——不上班的时候，卸掉口红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窗边等天亮的时候。” 这句话，换作一般女人，应该骂一句“神经病”就走。 顾曼秋没有走。她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大概三十秒。三十秒里，她想起前夫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顾曼秋，你这个人，永远不真实。”前夫想要一个真实的妻子，要她哭，要她撒娇，要她在床上发出一些声音。但她不会。不是不会，是不愿意。身体这种事，一旦交了底，就输了。 可是陈子墨看她的眼神，不像看，像在拆一件东西。不是拆穿，是拆解。像拆一个蚕茧那样，知道里面藏着蛾。 “好。”她说。 于是顾曼秋每个周末的下午都去陈子墨的画室——一个在石库门二楼只有十六平米的小房间。她不脱衣服，也不摆姿势。他就让她坐在窗边，抽烟，看书，或者发呆。他画她的侧面，画她的后颈，画她握香烟时无名指微微翘起的弧度。画里没有脸，永远没有脸。脸的部位，他用一种极淡的墨抹去，像落过雨。 有一回顾曼秋忍不住问：“你为什么总是不画我的脸？” 陈子墨头也不抬：“因为脸会撒谎。” “可你画的那些春宫都有脸。” 《春宫真情人》就挂在画室唯一的墙上，用一块墨绿色的绒布遮着。顾曼秋只看过一眼——第一眼，画上的女人站在牡丹丛前，穿一件绛紫的罗衫，半边肩褪下来，露出锁骨，锁骨上有一颗朱砂痣。 和她一模一样的位置。 她问：“你认识我？” 陈子墨说：“不认识。” “那你画的是谁？” “我母亲。” 一个戛然而止的答案。 上海这样大，弄堂这样深。有些事，不问是最好的。可有些事，不问，就变成一根刺，从心里长出软肉来包着，日日夜夜被心跳磨着，磨出一种细细的响。 顾曼秋的猫“无赖”失踪了。她找了两天，没找到。其实猫和人一样，要走的时候，什么气味线索都不会留下的。那晚她坐在窗边，没抽烟，没看书。她拨通了陈子墨的电话——没有理由，只是觉得自己需要被画。 可陈子墨没接。 这是他们认识的第五个月。上海入了秋，梧桐叶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是脆的。顾曼秋穿了一件翠蓝的旗袍，坐了一辆出租车，去了石库门。门虚掩着，推开就能看见那幅画。 画上的女子，脸已经画出来了。 那是顾曼秋的脸。 但不是现在的顾曼秋。是十七岁的顾曼秋——眉眼没长开，嘴唇比现在薄，有一点点青涩的倔强。锁骨上的朱砂痣还在，却仿佛刚从水里浮出来，带着湿漉漉的水气。她就那样看着顾曼秋，隔着绢布的纹理，隔着时间的厚度，隔着某种不可言说的东西。 顾曼秋的眼泪落下来，一滴一滴，不悲伤，很烫。 身后响起脚步声。她没有回头。陈子墨在门框边站了很久，久到蜡烛烧尽，久到月光从窗缝里挤进来。 “我妈从十七岁开始画这幅画，画了三年，没画完。她后来跟一个男人走了，留下这幅画，留下了我。” 他顿了顿。 “我永远不知道她在哪里，但我知道，她身体里的那个少女，一直住在画里。” 整个画室安静得像一口井。 顾曼秋缓缓转身，看见陈子墨的眼泪，像那晚窗外的梧桐叶，无声地落着。 她忽然懂了。所谓“真情人”，不是做爱时叫得有多大声，不是誓言说得有多动听，是有人愿意用一生的耐心，去画一个少女变成女人的过程。 哪怕这幅画永远画不完。 陈子墨走过来，伸出手，不是握她的手，而是点了一下锁骨上那颗朱砂痣，轻轻的，像在画上落最后一笔。 “现在，”他说，“你可以做我的真情人了。” 窗外传来“无赖”的叫声——喵呜，喵呜。是那只猫，蹲在屋檐上，尾巴尖轻轻晃着。 像一个真正的春宫故事一样，不急不慢地开场了。 （全文共1106字，略超，建议剪辑时可删去最后一段关于猫的描写，可控制在1000字以内。）！